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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国际-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从观念到实践经历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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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5年中國正式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以來,中國世界遺產保護工作已走過30多年。在民間,申報世界遺產工作被親切地稱為“申遺”,就好像“申奧”一樣,曾被大眾看作是一項世界級的榮譽。與奧林匹克盛會相似的是,各個締約國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遺產數目,如同金牌榜一樣,一直受到媒體和社會的廣泛關註。隨著近日第四十三屆世界遺產大會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召開,中國的“黃(渤)海候鳥棲息地”和“良渚古城遺址”在大會上通過審議,雙雙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中國擁有55處世界遺產,成為世界遺產總數最多的國家之一。

對於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來說,世界遺產體系帶給我們的價值並不等於一個國家遺產地的數量,也遠不止一份國際榮譽那麼簡單。加入《公約》以來,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工作從觀念到實踐經歷了變革。我們看待世界遺產體系的目光從不解到貫通、從質疑到交融,這個過程本身即是一段雙向影響、不斷深化的認知之路。回顧這段發展,我們大致可以將中國文物保護領域對世界遺產價值的認知過程分成三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可以說是“中國探索對國際理念的融合與推動”。2011年,在對世界遺產類型深入研究認知後,中國第一次主動將杭州西湖申報為“文化景觀”遺產類型,並順利列入。與15年前廬山國家公園的被動申報所不同的是,此次申報將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文關係,以國際化的語言作了充分闡述表達,標志著民族精神與世界遺產話語體系的融合。同時,中國在數十年間探索活態遺產保護方法所建立的“歷史文化名村”和“傳統村落”名錄製度,反過來推動了國際社會有關鄉村遺產的實踐與反思,從多個方面為國際組織制定全球“鄉村景觀”遺產的保護方法提供了多維度的貢獻。

第二個階段可以說是“價值的衝突和理念的表達”。1994年,《奈良真實性文件》的討論與發佈,正式將東西方在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價值衝突推上國際舞臺。這場討論不僅讓國際學界正視東亞木結構建築與西方不同的材料屬性,並且促使中國重新思考我國傳統觀念與國際文本之間的深層關係,進一步從文化語境角度深入考量了世界遺產體系保護自然和文化多樣性的初衷。2000年,基於中國文物特點所制定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發佈,既體現了中國文物保護工作與國際共識的接軌,也代表了一份扎根中國實踐、彰顯本土特色的“宣言”。

加入《公約》以來,中國一步一個腳印,完成今天世界遺產大國的轉變。一方面,我們要不忘初心,始終記得世界遺產體系的初衷在於聯合全球力量,共同對抗工業發展、城市擴張和戰爭衝突對人類環境文明造成的破壞威脅。《公約》的制定是為了彌合人類的分裂,締造文化命運共同體,推動締約國一起守護全人類的珍貴自然環境和文化遺產。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意識到,未來中國在世界遺產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可能持續發揮的作用。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追求人與自然的詩意棲居、和諧統一。今天中國諸多風景秀美的自然遺產擁有我國獨有的珍稀物種。對於這些名勝風景地,不應僅僅追求觀光旅游所帶來的經濟紅利,更要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文化自信的重要來源。我們要將中國豐富的物種、多樣的地貌、廣闊的地質資源作為愛護和珍視的對象。這背後既需要我們對自然環境做持續的保護修複、對文化遺產價值做深層次分析研究,又需要用現代化、國際化的語言作出生動闡釋和表達,讓中國的世界遺產成為全人類都能感知和喜愛的對象,成為國際社會瞭解中國故事、領略中國魅力的重要名片。

世界遺產體系推動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促進了中國遺產保護觀念的轉變,今天的中國也有強烈願望和堅定信心,為世界遺產保護作出貢獻,事實上中國也已經在這麼做。無論是柬埔寨吳哥窟保護工程、“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的跨國申遺,還是未來可能在非洲開展的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工作,中國都希望通過世界遺產的平臺,加強與各國的文化交流對話,為促進全球和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貢獻中國力量。(杜曉帆 周孟圓)

世界遺產始終是中國向世界表達價值觀,發出自己聲音的重要舞臺。過去,我們將申報的遺產地看作一個個獨立項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被看作是對遺產地價值的最高肯定。但未來,它們必然將作為一個整體,共同向國際社會進一步講述中國的歷史觀、文化觀和美學觀。中國的世界遺產是中華文明的縮影,其中既有代表皇家文化的明清故宮,也有體現士夫精神的蘇州古典園林,有鄉土情感的開平碉樓與村落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也有承載殖民地記憶的澳門歷史城區;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拉薩佈達拉宮歷史建築群、麗江古城共同反映了我們多民族豐富多彩的自然與文化特征;長城、青城山—都江堰、大運河從地理環境上串聯起中國東西南北波瀾壯闊的區域歷史和文化動態。這些遺產是不同時期中華文化的代表性傑作,它們所具有的區域性和多樣性共同譜就了豐富燦爛的中華文明,也是我們今天民族振興和文化自信的本源所在。

第一個階段可以稱作“對世界遺產價值體系的學習”。20世紀80年代,作為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一環,中國加入《公約》,不僅將豐富的文化和自然資源化為展示中華文明的重要窗口,並且通過開放和交流汲取了國際先進保護理念,獲取了必要的援助和技術支持。這個階段,由於中國剛加入《公約》,對世界遺產體系的規則不是很理解,更多的是依據傳統文物保護的思路在試驗性推進。這個時期以1996年廬山國家公園申報世界遺產為一大分水嶺——原本作為中國“文化遺產”建築群項目申報的廬山國家公園在世界遺產委員會討論後,由於突出的人文和自然綜合要素,被列為世界遺產名錄中的“文化景觀”項目。然而這個結果在當時卻因本土與國際理解之間的錯位,被解讀成“既不夠格文化遺產,也不夠格自然遺產”的折中之選,曾讓申報者覺得十分失望沮喪。今天看來,確是一場“美麗的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