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安倍真想做美國和伊朗的“調停人

  • 时间:

【华为获30国5G合同】

總的來說,性格強勢、在美國國內政壇無視各類“規矩”的特朗普,肯定也不會允許安倍對於自己施加些許“權威”,更不會允許日本在製裁伊朗的問題上保留諸多自由權。在此背景下,安倍手中其實沒有能夠彌合伊朗和美國裂痕的資源。

伊朗認為,國際社會尤其是歐洲,對於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並且重啟製裁的一系列舉動缺少強有力的反制措施,因此伊朗國內輿論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逐漸轉向,對美國的反感不斷加深,甚至以促進與美國關係為主要“政績”的伊朗總統魯哈尼,也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逐漸轉向了對美國強硬的姿態和論調。在不少伊朗人來看,特朗普政府並不是一個值得信任的政府,出爾反爾的隨意退出核協議,高調渲染“伊朗威脅論”,隨意向伊朗施加製裁壓力,因此不能成為直接對話的對象。

對於安倍來說,日本在美國和伊朗之間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似乎再合適不過。一方面,日本和伊朗的雙邊關係可以追述到上世紀初,而今年也是日本和伊朗建交90周年紀念。另一方面,日本即將在不久後舉辦G20峰會,而日本也有意邀請伊朗參加此次峰會,進而促成在峰會期間的美伊高層對話。在此背景下,揣測美國意願,謀求大國地位的安倍,也尋覓到了機遇,力求利用日本既是美國盟友,又長期與伊朗保持密切關係這一獨特的地位,來調停伊朗和美國的緊張關係。

特朗普即將在2020年迎來大選,因此必須要在主要的外交領域做出突破,其中伊朗問題將是一個重要的關註點。但是特朗普所期待看到的伊朗問題的解決基礎,是建立在伊朗滿足美國所提出的一系列要求的前提之下;而伊朗國內強硬派占據輿論主導,國內也不存在向美國尋求對話和讓步的政治空間。因此如果安倍單純地“傳話”,恐怕難以真的給美伊之間的緊張關係“降溫”。

破除僵局,最不需要的就是“傳話筒”。伊朗和美國都深知彼此的底牌,也深知對方的主要關切,因此“傳話”是當前美國和伊朗複雜關係中,看似最需要,實則是最“雞肋”的外交手段。

如果安倍希望充當“傳話筒”,那麼其作用就是替美國和伊朗傳遞彼此的訴求,進而尋覓德黑蘭和華盛頓之間潛在的和解機遇。但是從當前看,無論是美國還是伊朗,想要的都不僅僅是一個“傳話筒”角色。

然而,儘管日本由於自身資源缺乏,對於中東地區的能源需求非常大,但是伊朗在日本的能源格局中並不占據特別突出的位置。根據2018年的數據看,日本進口的伊朗原油量,僅占日本最大原油進口來源國沙特的十分之一;失去了伊朗的原油進口,日本完全可以從其他的原油進口來源國,如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俄羅斯甚至美國,來彌補伊朗的進口缺口。鑒於當前伊朗和美國並沒有直接“動刀動槍”的意圖,似乎短時期內波斯灣地區戰端難起,日本介入伊朗核問題似乎缺少經濟方面的直接動機。

因此如果安倍真想做美國和伊朗的“調停人”,不僅需要能夠拿得出美國和伊朗雙方都不得不服從的政治權威,還要貼補大量的經濟利益,來促成美國和伊朗讓步。而當前看,日本的“權威”似乎並不存在,安倍在外交上緊跟特朗普,長期以來日本也難以在重大中東外交議題上影響美國的決策;要想通過經濟手段補償伊朗,勢必只能通過維繫日本與伊朗正常貿易尤其是能源合作來實現,而這又與特朗普製裁伊朗的措施完全背離。

但是,安倍在美國和伊朗紛爭中的“中間人”角色,似乎並不明確。究竟安倍是想當特朗普和伊朗之間的“傳話筒”,還是有更大的野心希望能夠直接促成美國和伊朗的“和解”?而兩種不同角色,意味著安倍本身需要動用不同的外交和政治資源,更將直接影響安倍未來在美國和伊朗關係中的地位。

對於伊朗和美國來說,雙方對於彼此的訴求處於完全對立的狀態。伊朗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夠停止製裁措施,重新在2015年核協議的框架機制下處理與伊朗的關係;而特朗普則希望伊朗能夠按照美國及其中東盟國尤其是沙特和以色列的意願,來修正自己的國內外政策,進而訂立新的雙邊或者多邊協議來約束伊朗。這是這種“零和”立場,才使得當前伊朗和美國關係陷入難以破除的僵局。

伊朗和美國緊張局勢的升級,很可能會造成中東局勢的緊張,影響波斯灣地區的安全與原油運輸和出口,進而影響日本的能源供應。考慮到日本主要的能源進口來源國都是中東國家,因此日本希望通過介入美國和伊朗紛爭來緩和地區緊張局勢,也似乎合情合理。

比如美國之所以能夠長期充當巴以問題的“調停人”,其關鍵在於美國每年對於巴以雙方大量的援助和幫助,以色列單是軍事援助每年就要從美國拿走38億美元,更不用提其他方面;而巴勒斯坦得到的美國經濟援助也不少,不僅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財政很大比例都來自於美國的捐贈,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警車,也基本上都是美國援助的。即使如此,美國這個巴以“調停人”還兩頭挨罵,既被巴勒斯坦人視為“以色列保護人”,也被以色列不少右翼和極右翼人士視為“天真的美國人”。

安倍充當“中間人”的動機安倍此次訪問,是他第二次造訪伊朗。1983年,還是年輕小伙子的安倍晉三,曾經跟隨自己的父親、已故的日本前外相安倍晉太郎訪問了伊朗,參與了日本力圖調停伊朗和伊拉克戰爭的外交活動,但是無功而返。此次安倍晉三再次到訪伊朗,力圖在伊朗和美國之間充當溝通的“橋梁”,在某種程度上也似乎是為了完成其父親的遺願。

(王晉,察哈爾學會研究員,西北大學敘利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美伊之間真的需要“中間人”麽?

除了經濟動機外,進一步推動與特朗普政府的友好關係,似乎才是日本介入伊朗核問題的真正目的。在5月底,安倍剛剛與特朗普舉行了會談,而其中伊朗問題是雙方的主要議題之一。

一方面,特朗普希望通過向伊朗“極限施壓”,來換取伊朗在地區安全、核能力建設、軍事技術發展等一系列問題上的讓步,進而重新商定一個“新伊朗核協議”來約束伊朗;另一方面,在美國不斷出台製裁措施之後,伊朗卻並未屈服,反而通過部分撤出伊朗核協議的方式,來與美國的製裁措施“硬碰硬”。因此,儘管特朗普多次強調,自己出台對伊朗製裁措施的目的在於讓伊朗“給我打電話”,但是伊朗高層卻拒絕與美國進行直接對話和協調,伊朗國內抨擊美國的輿論也逐漸占據主流。

因此,安倍此次伊朗之旅如果單純地當“傳話筒”似乎並無必要,而如果做“調停人”恐怕並無能力。回頭看2013年伊朗總統魯哈尼和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能夠在聯合國大會期間直接舉行會談,從而促成2015年伊朗核協議的簽署,那麼當前美國和伊朗之間的緊張關係,僅僅是缺少一個“中間人”這麼簡單麽?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於6月12到14日到訪伊朗,根據公佈的日程看,他將與伊朗總統魯哈尼和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舉行會談。此次安倍訪問伊朗之所以引人註目,不僅是因為安倍此次訪問,使其成為了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之後首位訪問伊朗的日本政府首腦,更是因為安倍此次訪問是為了“撮合”美國和伊朗,進而充當華盛頓和德黑蘭之間“中間人”的角色。安倍的此次訪問將會在中東敏感局勢中起到什麼作用,是人們最為關心的議題。

無論是伊朗還是日本,此前都似乎並未太過重視對方的外交作用。上一次訪問日本的伊朗領導人,還得倒推至2000年,當時的伊朗總統哈塔米曾經訪問了日本。但是在最近一段時間里,日本和伊朗的關係似乎陡然升溫。今年5月,伊朗外長扎里夫訪問了日本,同安倍晉三和外相河野太郎進行了會談,確認日本和伊朗將會繼續以兩國傳統友誼為基礎,保持經貿合作關係;而在數日之前日本自民黨的會議上,安倍表示,中東地區的穩定直接關係到日本的穩定,也暗示了自己將會在中東地區採取“大動作”。

而在美國看來,與伊朗對話,意味著伊朗必須滿足特朗普提出的諸多條件:遏制伊朗控制或者受其影響的什葉派軍事團體和其他軍事力量在伊拉克、敘利亞、也門、黎巴嫩等國家和地區的“擴張”;伊朗停止研發導彈和其他軍事技術。這也意味著,特朗普並不是希望伊朗直接與自己“打電話”,而是希望伊朗能在滿足一定條件的基礎上,與自己主動的“求和”。

如果安倍不僅僅想當“傳話筒”,而是想做“調停人”,那安倍面臨的挑戰和難度就更大了。從學術研究的理論和經驗實踐看,要做“調停人”,必須要有“調停人”拿得出手的權威,來督促雙方坐下來談;甚至“調停人”還要直接補償雙方修複彼此關係所帶來的直接損失。